裴总的乌龟成精了_第96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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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6章

会“失去记忆”。因此，三唑仑也是黑市中热销的一款“迷药”。多名专家曾评价称，一旦这种药物被人体吸收，受害人几无自救可能。根据药量判断，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，足以造成他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知觉，任人摆布。但现场并未发现搏斗或有外人进出的痕迹。因此，让王元鹅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嫌疑人只有一个，就是他自己。再结合之前发现的出现在餐厅的闹钟，以及王元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闹钟正面钟摆，马弘文和法医一番讨论后，得出了一个推论：为减轻痛苦，王元鹅在上吊前给自己服用了过量的三唑仑，闹钟的作用就在于药效即将发挥之前，能让他掐准时间上吊。王元鹅因失眠在较长时间内服用三唑仑，对其药效作用十分熟悉。只有精确的掌握并算准药效发作的时间，才能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和最大限度降低痛苦之间，找到一个合适的上吊的时间点。可以想象得到，王元鹅在上吊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：将好几个药瓶里的三唑仑全部倒进嘴里后，王元鹅给自己狠狠地灌了几口水，心里计算着药效发作的时长，然后不急不慢地拿起闹钟，设置好响铃的时间，再踩上椅子，将挂在风扇灯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两圈，然后静静的等待闹钟铃响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时间显得漫长而又短暂。他会在想什么？回忆自己的一生，还是清空自己的思绪，仅是听着自己的心跳？他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？既然选择逃离这狗屎一样的人世，那他应该是了无牵挂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元鹅的倦意越发强烈，思绪越发散乱。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，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，伤害和被伤害的人物，也许都会不受控制，一幕幕的浮现在他眼前。到了后来，他会感觉到头重脚轻，天旋地转，眼皮打颤。终于，闹钟发出了刺耳的铃声，将他吵得精神一震，但也只是费力地睁了睁眼皮。他知道，自己的时间到了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闹钟的响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目光。看到闹钟旁边的手机，想起自己留下的遗书，王元鹅兴许忍不住又骂了一句“去你妈的”，然后垫着脚尖踢翻了凳子…… 机械闹钟响铃后，只要不设置重复响铃，在无人关闭的情况下，一般2分钟后就会停止响铃。这样一来，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到隔壁邻居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王元鹅至少还是个睦邻友好的人。从王元鹅特意使用机械闹钟，而不使用电子闹钟或手机闹钟来看，王元鹅对上吊自杀显然有过精心准备。据此，王元鹅尸检出来的第二个疑点也被排除。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，出现了不能算是疑点的第三个疑点：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。马弘文和法医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。马弘文怀疑是不是法医哪里搞错了，好意提醒要不要重新再确认一遍，却被法医唾了一脸，说你这是怀疑老子在这一行里干了三十年都在吃白饭。话虽这么说，为慎重起见，拂袖而去的老法医回头又悄悄地化验了一遍王元鹅的血液，结果没有任何变化。然后，法医将血液检测报告甩在马弘文的脸上，要他要嘛自己再去检测一遍，要嘛就去调查。马弘文当然选择后者，但调查结果和文韬所述基本一致。至此，警方终于确定堰城家喻户晓的“抗艾英雄”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但王元鹅是否感染HIV病毒，和他是不是自杀，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。因此，这所谓的“疑点”，似乎并不算真正的疑点。据此，尸检报告最终的鉴定结果，仍旧认定王元鹅为上吊自杀。 ===第66章案中案（32）=== 起初，马弘文对王元鹅的“自杀”持有较深的怀疑态度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要自杀，就和要去杀别人一样，必须得有充足的“作案动机”。尸检报告只能作一参考，是重要证据，但并不能真正为王元鹅的死定性。尸检报告是根据现场环境和王元鹅的尸体特征得出的结论。在马弘文眼里，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人为布置，最终让警方“鉴定得出”这一结论。线索和尸体是会“说话”的，但在高明的“犯罪大师”的有意布置下，有时候也会“说假话”。在尸检报告的基础上，如果同时还能找出“自杀动机”，那么王元鹅的死才能真正被定性。因此，尸检报告出来前后，马弘文一直在就王元鹅的社会关系进行紧锣密鼓的调查，试图找出他的“自杀动机”，或者说是在调查了解他有无“被杀”的事端或可能性。经深入调查，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超出医院配给分量的部分，系他本人通过张培从黑市上购买。张培就是电视台派出居中联络、照顾王元鹅的人。张培是王元鹅上吊前接触最多的人，也是最后一个和王元鹅有联系的人，更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。王元鹅如果是他杀，张培毫无疑问就是首要嫌疑人，更是着重调查的首要对象。从保存的影像档案来看，张培瘦巴巴的，王元鹅的死让他深受打击，显得精神萎靡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就像个吸食毒品的“粉子鬼”。 “为什么要帮王元鹅从药贩子手里购买三唑仑？”马弘文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张培，在得知王元鹅是通过他非法购买的三唑仑后，开门见山地问出了第一个疑问。张培一直怀疑对面坐着的那名矮矮胖胖的警察在闭着眼睛打瞌睡，直到对方开口发问，才确定那人应该是睁着眼的。王元鹅死后，这并不是张培第一次被警方问话。但之前找他问话的并不是马弘文，而是其他人，问的问题也基本集中在王元鹅死的当天夜里他在哪里、在做什么、有无不在场的人证物证等。张培都一五一十的老实交代，经核实后基本被排除了嫌疑。但王元鹅通过张培购买了三唑仑这一事实被警方挖掘出来之后，他又重新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。高明的谋杀案作案人，作案时不一定非得在案发现场。比如投毒谋杀，作案人只要掌握被害人的作息时间和生活规律，完全可以事先将毒药溶入被害人饮用的食物、水源中。再比如，一些“教唆自杀”案中，作案人利用被害人受挫、情绪悲观等特有条件，通过对其进行Pua或洗脑等方式，灌输“自杀就是解脱”“死了就一了百了”等消极思想，最终教唆推动受害人“自杀”。毫无疑问，张培对王元鹅的个人情况、情绪状况都掌握得比较清楚，同王元鹅的联系和接触的时间较长，并且极为密切，完全具备“教唆他人自杀”进而“帮助自杀”的犯罪条件。如果王元鹅的死是“他杀”，并且张培就是“真凶”，那么毫无疑问，张培就是一名高明的“犯罪大师“。同时，由于对张培在这方面的怀疑缺乏实质性的证据，只能从他的口供中谋求突破。基于这样的考虑和认识，当时初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马弘文决定亲自会一会张培。在重新传唤张培后，马弘文有